2015-06-23 21:46
Make + 编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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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gine
来源｜http://we-make-money-not-art.com
翻译｜惠羽凡
校对｜王远腾
编辑｜刘洁
△Svenja Kratz
Svenja Kratz是一位将细胞及组织培养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的跨界艺术家，她致力于研究生物技术的创新性和批判性以及它们对“身份”、“生”与“死”等概念的影响。
目前，她已使用过胎牛细胞、人类血液、蛆虫、人体皮肤3D模型及昆虫标本等多种媒介进行过创作。
Svenja不仅钟情于艺术，她还获得了昆士兰科技大学当代艺术与生物技术的博士学位，目前在布里斯班的生物医学创新研究所（IHBI）就职。
你的作品《受感染的爱丽丝 8号》用人类DNA来探索癌细胞的变化能力，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深层内涵吗？
我在生物医学创新研究所（IHBI）工作时， 在培养Saos-2细胞的过程中细胞被真菌污染了，这也意味着这次细胞培养前功尽弃了。这让我开始思考，不同的生命体是如何利用环境中的机遇，还有，要抑制这种污染、控制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我力图从这次失败中发掘“污染”的创造性潜力，积极地把它当成意料之外的生长和探索，而非弃之如敝履。受此启发，我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这便是其中的一个。
这件作品其实想要表达的是，遗传学及DNA并不是一串固定的密码，而是受环境因素影响而不断改变——虽然所有面具的原材料都相同，但将作品放置在一个新的地点，作品会因为新环境中的微生物而产生不同的细菌和真菌菌落。
△《受污染的爱丽丝 8号》参加了实验媒体艺术双年展“Recharge”。这张千变万化的面具由SaoS-2细胞中抽取的的DNA制成。这些细胞在艺术装置中的存在彰显了细胞的变化能力，也向世人展现了一桩奇事，暨即使一个人已去世40年，但其细胞依然能存活至今。该面具中的DNA取自一个在1973年死于癌症的女孩爱丽丝的骨肿瘤病变，爱丽丝的细胞现在出现在全球各个科学实验室中。
你的作品《来世》审视了对有机体的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道德问题和挑战，特别是胎牛血清在细胞组织培养中的应用。请问你遇到了哪些道德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来世》是“基拉与拉玛的永生”计划发展的开端，这个计划是一项在SymbioticA艺术实验室为期三个月的驻地研究创作。这项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对细胞与组织的相关研究，特别是一些用于生物技术的材料，比如胎牛血清，它是一种在基质中用于维持细胞培养的富蛋白营养补充剂。这种血清是从胎牛的血液中提取的。抽干未出生的小牛的血听上去可能挺可怕的，但这些小牛基本都是是肉类生产中的双向产品，它们的血液被用于制造血清，躯体则因不宜食用而被丢弃。
这件作品并不是意图去将肉类生产行业或者胎牛血清的使用妖魔化，而是想说明，在消费的每个层次之下都会有牺牲者，并且“好”与“坏”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比如，常见的屠宰怀孕的母牛来获得胎牛血液这一举动，为细胞和组织的培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并且为拯救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多细胞系也是如此。比如，1951年，科学家从Henrietta Lacks女士身上提取了海拉细胞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提取出的细胞系，其诞生可谓医学突破，对疫苗的发展及科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为海拉细胞的使用并没有经过Lacks女士的同意，它们也给捐献者的家庭带来了窘境。
我的作品致力于唤起大家对在消费与进步过程中常被忽视的捐献者们与牺牲者们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认识到我们对死与生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凡事都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当下我们的技术和态度往往反映着当下的价值观。
△《来世：基拉与拉玛的永生》，2011
△《阿尔吉侬事件的神龛 1号》，2009
利用活体创作对展出作品会带来哪些困难呢？比如，在展出过程中你如何保证它们的生命力？
跨界工作，特别是为展览准备“活着的作品”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完成伦理、生物安全性及风险的评估来确保作品不违背伦理、风险最小化并且对观众及安装人员无害。
维持有机生命体的活性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依靠非常周密的计划，包括咨询相关科学家、设计辅助系统，然后测试所有组分来保证展会期间的环境因素适宜这些有机体的维持。
你是如何将艺术灵感与公众不熟悉的科学领域交融，还不用深奥的解释吓跑他们？
当我试图传递我的想法，我总是专注于讲故事，将个人经历与观察、文化背景及哲思交织在这些科学概念中。然而，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当我刚开始进行科学与艺术的跨界作业时，由于对科学的理解不足，我只会说些外行话，所以我只能表达一些基础的科学理念。但随着知识的积累，我能够不假思索地使用科研术语。所以现在我常请艺术同行们预读我的文章以确保主题明确易懂，并且没有多余的术语。
△实验室工作现场
你是如何与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健康与生物医学创新研究所的组织修复与再生(TRR)小组合作的呢？
博士在读期间，我致力于探索跨艺术、科学实践的创造性和批判性，作为研究的一环，我进入TRR小组工作。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导师，她愿意引导培养我，并使我完全融入她的研究小组。我在导师以及整个TRR小组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生物技术，尤其是细胞培养和组织工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2013年，你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和艺术与基因组学中心住了5个月。能跟大家谈一谈这次研究吗？
多亏了来自QAG/GOMA的2012年新媒体奖学金，我从2013年6月到12月得以在荷兰莱顿大学的Gorlaeus实验室驻留了六个月。这期间，我致力于探求生产太阳能作为长期、可持续能源的可能性，完成了生物太阳能细胞研究这一宏大项目的一部分。这项工程包含了许多研究领域，而我被分到了Huub de Groot领导的Solid State NMR 小组，由Wim de Grip教授和Srividya Ganapathy博士指导。我参与的工程以增强光动力蛋白泵（一种能利用古生菌将光能转换为生物能量的蛋白质）的吸收光谱为目标。如果研究顺利，吸收光谱的增强使蛋白质能更充分得吸收光能，这对生物能源的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在这段时间，我有幸参加了位点特异性诱变实验。实验中，为了诱导在吸收光谱的位移，我们对蛋白质的DNA序列做出了高度特异性的改变。因此，我可能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宣称自己协助创造了一次突变的艺术家。
为什么你觉得艺术家，比如你自己，保持与科学的密切联系是如此重要？
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与实验科学家们密切合作以及深入了解新兴生物技术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生物、新兴生物技术以及使用活体所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实践与理解。与科学家们的合作也颠覆了我的许多观念，我觉得，科学家与艺术家虽然受制于全然不同的目标与方法，却依赖于相似的隐性知识；科学发现往往具有偶然性，科研也需要对意外发现持开放包容的心态。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艺术为长久以来被“客观事实”占领的科学论述与科学研究带来了一些主观经验。通过相互依赖、合作、个人经历、投机潜力及历史事件，跨界工作带来了多样性的可能，并且帮助我们揭示知识总是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是与个人、社会和文化价值密切相连的。
△在莱顿大学的实验室中，使用大肠杆菌做实验
接下来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你现在手头正在进行什么工作？
目前，基于我2013年在荷兰的研究，我正在和微电子工程师Michael Maggs围绕虚实生物突变体合作，开发全息显示室。我也在独立从事一系列关于遗传遗产的思维实验，此外，作为一个迈入30岁的单身女子，我还在探究如何确保自己的遗传线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得到延续。我对新兴的生物制造业也颇感兴趣，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采用生物3D打印技术创造一个灵敏的生物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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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 编译营」 译者
惠羽凡
咬文嚼字的化学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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